上海

    十月，言生飞到了香港。

    分公司的经理雷厉风行，对言生客客气气，转头发了她邮箱一堆资料，不到一个月，就把她外派了。

    “你不是想出差吗？”电话里有爸爸的笑声，言生无话可说。

    做的是出口贸易，和言生打交道的都是公司的老客户，态度大多非常随意，仿佛既不在乎单子，也不在乎钱，只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经常拉着言生一聊就聊了很久。

    有时候言生站在他们的高尔夫球场，感叹资本的糜烂，顺便听一听爸爸的往事。

    “言今泽，”一个地中海发型的叔叔，至今对江家的事念念不忘，“是跌在江家了。”

    言生似懂非懂，低头喝茶。

    元旦前夕，经理挂着笑容，请言生吃了一顿饭，也是请部门吃了一顿饭，给大家放了一直到春节结束的假。

    那天言生刚从西班牙飞回来。

    她感到疲倦。目睹了两个月的灯红酒绿、钱权富贵，突然觉得一切毫无意义，她不知道自己对生活质量是不是还像曾经一样有各种要求，她没有回自己租的公寓，在香港的街头逛了一天，看着四周拥挤的摩天楼，觉得喘不过气来。

    她想逃离。

    夜晚的时候，她闯进了重庆大厦。

    扑面而来的是快餐店排风口的厨房热气，她慢慢地走，可以看到露出两条苍白瘦削的腿的外国人，背着半个人高的旅行包，各种米粉店，以及数不清的破旧房间。

    她订了一个单人间，挤进狭小拥堵的电梯里，被各种寒冷又沉闷的气息包裹着。

    放下行李之后，言生倒在床上，穿着鞋子，昏睡了过去。

    醒来的时候，她回想了一下，自